作为北大人，我对适之先生总有一种歉疚感。翻阅五十年代三联书店出版的七辑《胡适思想批判》，不难明白当年的批胡，重头戏多由北大人主唱。正因为胡适的根基在北大，在当局看来，批胡能否成功，很大程度取决于北大人是否愿意划清界线。可想而知，与胡适有过交往的学者，其承受压力之大。今日力倡思想独立、精神自由者，必须设身处地，方不至于持论过苛。
具体学者之“弦上文章”，可以原宥；可作为适之先生精神寄托之北大，却不能不有所表示。去年五月，北大借百年庆典之机，重提“校长胡适”——此前多只涉及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贡献；年底，又推出十二册装帧精美的《胡适文集》。加上前一年出版的《胡适书信集》三册，北大出版社所刊行的胡适作品，其规模之大，海内外无出其右者。倘若再一鼓作气，将日记、译作以及英文著述也整理出版，胡适的“庐山真面目”便可完整呈现（至于真正意义上的“全集”，目前尚无可能；即便已出“文集”，也刊落了若干敏感文字）。从十八年前“内部发行”上下两册《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》（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），到今日北大出版社的皇皇十五卷，毕竟体现了中国思想界的巨大变化。
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中，胡适的大起大落，最富有戏剧性。一旦成为某种力量的“代表”，充当某种政治／文化“符号”，就有可能被拉出来“供养”或“祭旗”。从“不虞之誉”到“不白之冤”，相隔只有一步之遥。在“重新发现”胡适方面，北大起步较晚，好在进度还不太慢。“文集”及“书信集”的出版，既为学界提供了方便，也表达了北大人重新检讨胡适历史功过的意愿。
谈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，胡适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。在政治／思想／学术／文化等诸方面，适之先生都曾发挥巨大作用。但尤为难得的是，其始终保持“建设者”的姿态。适之先生利弊参半的“平实”，既受制于性格、学识、才情，但也与这一“建设者”的自我定位不无关系。可建设者的力求“平实”，不等于墨守陈规、维持现状，更不等于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理念。读北大版的《胡适文集》，更证实了我的这一感觉。
对于理解胡适的政治理念，新版“文集”中有两本尤其值得关注：一是与罗隆基、梁实秋合著的《人权论集》（收入第五卷），一是新结集的《胡适时论集》（第十一卷）。前者1930年1月由新月书店推出，当年印了四版，但很快被国民党当局查禁。该书不只抽象地讨论人权、宪法、思想和言论自由，更直接批评“国民党政府中的反动思想”以及“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”。至于作者的立场以及著述的宗旨，在序言中，胡适借用周亮工《书影》中鹦鹉救人的故事，略作表白：
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，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，实在不忍袖手旁观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人，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，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。
可惜这种“救火”的心情，左派右翼都不买帐：或判其“扰乱治安”，或讥其“小骂大帮忙”。不过，依我的浅见，除非你抱定“时日曷丧，予及汝偕亡”，凭良心去救火（很可能不自量力），还是比“袖手旁观”或背过身去假装看不见为好。
当然，真要“救火”，就必须考虑从何处入手、用什么手段、采取哪种策略，方能最有效地控制火情，而不是畅谈“火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”或者“如何从根本上杜绝火灾”。三十年代的胡适，既抗议政府之专制独裁，也不满读书人的高调民主，力倡一种“负责任“的政论。具体标志便是邀请若干关心国家和社会问题的教授，共同创办《独立评论》。
在《独立评论》创刊号上，胡适再次表白，其议政乃出于知识者的良知，基于“独立的精神”，故不党不派：
我们叫这刊物作《独立评论》，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。不倚傍任何党派，不迷信任何成见，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；这是独立的精神。（《〈独立评论〉引言》）
所谓“负责任”，即不唱高调，不讨好政府与民众，不故作惊人语，更多地考虑可行性，补天而非拆台———这种建设者的姿态，必定趋于平实。三十年代的《独立评论》，以及二十年代的《新青年》，四十年代的《观察》，在中国的舆论环境里，都是难得的奇葩，因其体现了知识者介入社会的独立姿态———尽管各自的文化理想及政治设计不同。
报刊文字，若非结集出版，很容易湮没在历史长河中；即便胡适这样成名很早的“闻人”，也不例外。胡适生前曾拟将自己的时评政论结集出版，可惜没有成功。以至今人之谈论胡适，多局限于其思想及学术。翻翻《胡适时论集》中所收录的1918至1960年胡适发表的时评、政论、杂文，你会发现，适之先生并非永远“一团和气”。
据说，适之先生最喜欢书写的两句名言，一是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，一是“容忍比自由更重要”。前者见其独立与抗争，后者见其学养与性情。晚年在《自由中国》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《容忍与自由》，最能显示他这一特征。其实，热衷并擅长演讲本身，也与胡适的思想方法大有关联。“演讲”不同于“独白”，很难强求“深刻”，也不便“特立独行”，需要的是思维敏捷，逻辑清楚，语言通俗易懂。而这些，恰好是胡适的拿手戏。谈胡适，不兼及其影响巨大的众多演讲，无论如何不恰当。1966年台北文星书店和1969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的《胡适选集》，均有专门的演讲分册；1970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更刊行了三册《胡适演讲集》，可谓“英雄所见略同”。北大版《胡适文集》第十二卷是《胡适演讲集》，不只“文章”（实为演讲记录稿）数量上有所补充，更重要的是注明演讲地点、听讲者、记录人以及初刊处。演讲必须考虑听众的趣味及接受能力，更何况适之先生本就以善解人意著称。故将天时地利人和考虑进来，方能较好地把握演讲者的思路。
《胡适文集》第一卷收录《我的信仰》、《四十自述》、《胡适口述自传》等，同时附录了胡适父亲的年谱与日记。这种变通的办法，我以为是可取的，因很能显示胡适的“家学渊源”。适之先生成名后，曾多次呼吁经历丰富的长者撰写年谱或自传，对自家日记也极为珍惜。对于理解胡适来说，“自传”固然重要，日记也同样不可或缺。北大版的《胡适文集》没有收入《胡适留学日记》，我觉得是个很大的遗憾，或许是考虑到全部胡适日记篇幅巨大，整理完成非一日之功，须另案处理。可我以为《胡适留学日记》（初刊本题为《藏晖室札记》）早已公开刊行，并产生巨大影响，乃完整的“著述”，不同于作者生前藏于密室的“日记”。就好像鲁迅、许广平的《两地书》，在著述体例上不同于后人整理的《鲁迅书信集》一样。胡适自己称，他之所以公开“留学日记”，就因为“这几十万字是绝好的自传”，袒露了“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，内心生活，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”（《胡适留学日记·自序》），可以供史家研究。既然如此，我主张将其收入《胡适文集》，而不是日后可能整理出版的《胡适日记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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